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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70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大多數(shù)國家的接受和認可，成為現(xiàn)代國際關系重要準則。中國近年來提出的“一帶一路”等倡議理念，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最新體現(xiàn)。但西方國家仍在打著“民主”“航行自由”“基于規(guī)則的秩序”等旗號，繼續(xù)推行單邊主義，尤其是在中國周邊制造事端，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他們不惜以犧牲多極世界和平為代價，維護其搖搖欲墜的霸權地位。

近日，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fā)表70周年大會在北京舉行。這不僅是一場紀念活動，不僅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fā)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也標志著一個新的開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jīng)從中國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外交基石轉變?yōu)榻鉀Q爭端、建設和平與促進國際合作的基礎。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大會上發(fā)表的講話中所說，在世界和平面臨危機之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了解決當前沖突和安全挑戰(zhàn)的中國方案之基礎，無疑為世界和平注入了新的活力。

與此同時，中國持續(xù)承諾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當代促進全球南方發(fā)展的工具，有望進一步加強南南合作，并在日益兩極分化的世界中彌合全球南北的鴻溝。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及三大全球倡議，正是對時代召喚的回應。中國的全球倡議秉持建設包容性、共生和平等合作的全球共同體的愿望，實際上植根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本質上講，這些全球倡議在當代視角下賦予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的生命力。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在全球和平日趨脆弱和信任赤字加劇擴大的背景下，中國智慧認為經(jīng)濟繁榮和安全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且相互加強的。相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認為，他們在世界范圍內的巨大影響力，天經(jīng)地義就是為維護其霸權地位服務的。昔日的“門羅主義”不再局限于西半球或美國周邊，而是實質上進一步擴大到了全球范圍，將整個世界視為美國的“后院”。在單極霸主的視野中，只要合乎其自身霸權利益，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互不侵犯的承諾皆可做出妥協(xié)。

最明顯的例子是，美西方多次以“民主”之名在其他國家策動“政權更迭”，一再引發(fā)廣泛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美國罔顧聯(lián)合國安理會絕大多數(shù)成員國要求立即在加沙?；鸬囊庖姡辉賱佑梅駴Q權，其所展現(xiàn)的政治虛偽即是無與倫比的典型寫照。這個自稱“世界警察”的國家，一方面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進行的種族滅絕式軍事行動視若無睹；可另一方面，它此前給其他國家扣上所謂“種族滅絕”的帽子，并加以制裁的偽善行為，對他國來說，卻是記憶猶新。

西方國家對己有利的“雙重標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愈發(fā)猖獗。當美國這個單極大國試圖干預熱點爭端時，占世界人口88%的全球南方國家愈見脆弱，在亞太地區(qū)尤其如此，美國遏制和圍堵中國成為了首要議程。如果任由當前的好戰(zhàn)叫囂毫無節(jié)制的擴展，引發(fā)全面熱戰(zhàn)的幾率是存在的。

在和平前景黯淡的今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我們重新審視。70年來，無論是過去的兩極和單極世界時代，乃至當今的多極化時代，這些原則都始終具有其契合時宜的意義。

它們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管理跨越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職能。面對當前外部干涉所引發(fā)的不穩(wěn)定挑戰(zhàn)，全球南方迫切需要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這些原則的重要性理應得到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承認和尊重，特別是在當前這樣一個危機與冷戰(zhàn)年代極其相似的關頭。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早出現(xiàn)在1954年的《中印協(xié)定》中，并成為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十項原則”的主要內容，為世界所熟知。

1970年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關于各國依聯(lián)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明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涵在內，當時中國尚未恢復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這說明，當國際社會的理智尚存時，可以超越“政治正確”和冷戰(zhàn)帶來的意識形態(tài)對峙，為了全人類利益而接受全球公共產(chǎn)品。

與此同時，1971年東盟五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簽署《吉隆坡宣言》，其中開宗明義地聲明：其目標旨在東南亞建立一個“和平自由中立區(qū)”，維護本區(qū)域“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國干涉”，以利“擴大合作領域”。這一目標顯然呼應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事后看來，這對中國與其東南亞鄰國關系的解凍起到了重要的先導作用，盡管當時不無阻力。

東盟對五項原則的承諾在1976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那一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簽署，成為東盟與世界交往的基礎性和平條約，體現(xiàn)了東盟成員國與世界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普遍原則。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被譽為“亞洲智慧”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原則是當時不結盟運動指導思想的基礎。

70年后的今天，中國被美國視為一種影響其存亡的“威脅”，而“基于規(guī)則的秩序”則成為了美西方集團嘗試遏制中國多維崛起的最常用關鍵詞。在迎接挑戰(zhàn)方面，美西方已日趨缺乏實力、信心和安全感。相對的，它只能訴諸武力威懾。以美國為首的幾個小多邊安全聯(lián)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從幾年前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Quad) 和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 (AUKUS)，到最近的美澳日菲安全聯(lián)盟，無一不是以犧牲多極世界和平為代價，為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利益服務。

西方國家持續(xù)以“維護航行自由和基于規(guī)則的秩序”為借口，并以其艦艇在遙遠的亞太地區(qū)耀武揚威作為一種“新常態(tài)”。它所彰顯的并非意識形態(tài)的對峙，而是更多地反映出一種格局演變：一股頑固勢力正為維護自身搖搖欲墜的霸權，與捍衛(wèi)脆弱的多極和平的新興愿望發(fā)生了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