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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東京9月17日電專訪：“把真實的歷史講給更多人聽”——訪日本歷史研究學者松野誠也

新華社記者郭丹　李光正　岳晨星

“雖然歷史已成為過去，但如果歷史不能被正視、不能被知曉，那這些事實就難以轉化為避免重蹈覆轍的深刻教訓。”日前，長期自費研究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簡稱“731部隊”）的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松野誠也在東京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再次強調(diào)了日本社會應正視戰(zhàn)爭歷史、傳播真實歷史的重要性。

6月1日，在黑龍江外國語學院國際和平資料館，日本學者松野誠也展示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此前，黑龍江外國語學院和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聯(lián)合在哈爾濱市向社會公布了一批部隊編制資料。這些資料包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軍官高等文官職員表、判任文官同待遇者職員表等。新華社記者張濤攝

為掩蓋731部隊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日軍焚燒和銷毀了留存在中國的731部隊相關文件?！艾F(xiàn)在還能找到日軍參謀本部在戰(zhàn)敗前下發(fā)給731部隊將所有文件進行緊急、徹底銷毀的命令原文?！彼梢罢f，“截至目前，整個731部隊到底是怎樣的部隊，是如何構成的，這些信息基本來源于原隊員證言或1949年蘇聯(lián)伯力審判時日本戰(zhàn)犯的供述，留存在世的731部隊一手資料少之又少。”

松野說，雖然731部隊在中國的大量文件被銷毀，但日本國內(nèi)仍有戰(zhàn)爭期間日本留存或從中國運回的部分文件。在這些史料中，他新近發(fā)現(xiàn)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將校高等文官職員表》等，填補了“731部隊成立之初的編制規(guī)模和體量”的研究資料空白，使得731部隊罪行相關證據(jù)鏈更加完善。

松野講述了自己尋找這批史料的不易。據(jù)他介紹，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相關史料都已由厚生勞動省轉交給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部分與外交、軍事相關的史料則保存在外務省和防衛(wèi)省。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隔段時間會披露一批修繕好的史料，《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將校高等文官職員表》等就是在新上架史料中發(fā)現(xiàn)的。

這是6月1日拍攝的日本學者松野誠也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發(fā)現(xiàn)的新資料。此前，黑龍江外國語學院和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聯(lián)合在哈爾濱市向社會公布了一批部隊編制資料。這些資料包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軍官高等文官職員表、判任文官同待遇者職員表等。新華社記者張濤攝

松野指出，即便有史料新上架，若缺乏深厚專業(yè)知識和研究功底，也很難有所發(fā)現(xiàn)，因為用“731”“防疫部隊”等關鍵詞根本搜不到什么內(nèi)容。此外，搜索敏感內(nèi)容還會遭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各種限制，如“不允許外借、不允許復制、不允許拍攝”等，研究者只能在資料室里自己看，很難將其作為證據(jù)公之于眾。

涉及日軍官兵個人信息的內(nèi)容，日本往往還以“保護個人隱私”為由阻礙研究者查閱，若非直系親屬，連查閱資格都沒有?！澳壳叭毡緡⒐臅^到底還有多少史料尚未整理上架，沒人知道?！彼梢罢f。

松野表示，標明1940年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將校高等文官職員表》從側面展示出日軍當時對實施細菌戰(zhàn)有多么急迫，“這份職員表清晰地顯示，當時731部隊因為改編擴充，至少還有1129個崗位空缺，在嚴重缺員的情況下，日軍參謀本部還是命令731部隊在浙江寧波、衢州等地實施了細菌戰(zhàn)”。

這份職員表還戳破了一個叫池田苗夫的重要戰(zhàn)犯的謊言。松野指出，20世紀80年代，日本慶應大學教授松村高夫等學者發(fā)現(xiàn)一份負責人署名為“池田少佐”的《加茂部隊（731部隊曾用名）因黃彈（糜爛性毒氣彈）射擊所致皮膚傷害及一般臨床觀察概要》的一手報告，其中記錄了731部隊在黑龍江使用毒氣彈并致俘虜死亡的事實。但面對這份報告，當時在世的池田苗夫矢口否認，謊稱自己“1940年不在731部隊，不可能參與毒氣彈實驗”。但如今池田苗夫的名字就出現(xiàn)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將校高等文官職員表》中，而且整份職員表中僅一人姓池田。這就戳破了池田苗夫的謊言，證明他就是當年731部隊毒氣彈實驗的負責人。

松野表示，新發(fā)現(xiàn)的《關東軍軍馬防疫廠軍官高等文官職員表》《關東軍軍馬防疫廠判任文官同待遇者職員表》等，就是侵華日軍100部隊的相關資料。100部隊也是一支細菌戰(zhàn)部隊，與731部隊一起被并稱“惡魔兄弟”。迄今，有關100部隊的史料非常稀少，這些史料對進一步了解侵華日軍罪行有著重要意義。

“發(fā)現(xiàn)更多史料，讓我們能更接近真實、完整的歷史?！彼梢罢f，“今后，我會繼續(xù)探明更多歷史真相，把真實的歷史講給更多人聽。不能讓這樣的人類悲慘歷史再次發(fā)生，這正是我們這些歷史研究者的重要責任。”